在倒幕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向近现代国家转型，开始了一系列的近现代改革。而在这个过程里，曾经为倒幕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下级武士们，成为了不被需要的产物。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而是一个十分现实因素的考虑，那就是日本的武士和大名们掌握着大量的封地，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政令无法统一，也无法有效的下达，对于国家的危害极强。
而且在军队上，藩国的存在也不利于建立起现代化的军队。藩国的割裂造成了各藩国军队的体系不统一，无法有效的进行统一的指挥。在倒幕战争里，长州藩和萨摩藩就无法有效的进行有效的统一指挥。当然这个问题也存在于幕府军之中，而且更为严重，因为他们连基本的联盟都难以存在。
而在战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新政府决定废除封建制度，革新日本的政治制度。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这两个举措，超过三百个大名放弃领地，以往同时具备领地与一级行政区功能的“藩”俱废，改以新设“县”取代；新政府按照地理分布划出超过三百个县，建立中央集权导向的地方制度，虽然幕藩体制没有被完全废除，但在名义上已不再存在。
本质上这个举措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各藩国部队收回国有，划归于兵部省的指挥之下。这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有效的将日本各藩国的军队归于国有。在置于兵部省之下后，又将其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从此日本军队的近代化，完成了日本的军队改革。
但这样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废藩置县让大量的武士阶层失去了资金来源。在日本，武士是完全脱产的人，平时靠封地和官职供养的职业军人，或者说战士。过去他们是日本对外战争的主力，每次打仗，都要召集各藩国的军队和下级武士，然后组成一支军队。而在和平时期，这些武士完全不事生产，靠封地和俸禄过日子。
而现在政府实施了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等举措，就导致了无论是当初支持幕府的会津藩还是支持新政府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等，纷纷不复存在。而且1870年禁止武士配备武士刀，此后更颁布《废刀令》，至1876年除去“大礼服者”（日本皇族和高级贵族）、军人和警察外可以佩刀外，禁止了包括武士在内的所有人佩戴武士刀，并限制了武士特权。
而且在1973年，政府还颁布了《征兵令》，规定了年满20周岁的人即可参军入伍，但是政府的新军却不肯包括在戊辰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西南武士们。这样一来曾经为国征战的西南武士们大为不满。对于这些西南武士而言，政府的做法无异于是卸磨杀驴，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油然而生。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制订者，西乡隆盛对此更为不满。
西乡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幼名小吉，元服时名隆永（后改武雄、隆盛），通称吉之介（后改善兵卫、吉兵卫、吉之助），号南洲。 西乡隆盛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过程里，多有功勋，是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三杰。
在这一系列事件里，西乡隆盛都是倒幕派的核心人物，萨摩藩和长州藩缔结萨长同盟，就有他的功劳。在一系列战争里，西乡隆盛先后被任命为东海道先锋军萨摩诸队差引（司令官），东征大总督府下参谋（参谋职务由公卿担任，下参谋就是实际上的参谋），摩藩北陆出征军总差引（司令官）。在整场戊辰战争里，西乡隆盛都可以说是政府军的核心人物，说是戊辰战争里的一代名将也不为过。因其功劳极大，所以受御赐赏典禄永世2000石，但之后西乡拒绝了令其留在东京做官的命令，转而回到了自己在鹿儿岛的故乡。
此时的西乡隆盛还是十分忠诚于新政府的，在戊辰战争结束，政府颁布《版籍奉还》时，西乡隆盛率先相应，可以说他并没有在乎自己的利益。在此之后，他和友人大久保利通一同抵达东京，参与了日本在此时期的军政改革。在这期间，废藩置县也有他的谋划，本意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政令得以统一。并在之后的担任留守内阁期间，主持了废除兵部省，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工作。同时设置了日本近卫师团的前身，近卫兵。而在1873年5月，由西乡隆盛主导的《征兵令》，大大改变了日本自古以来仅以武士对外征战的陋习。
在日本军队现代化的过程里，西乡隆盛的改革，都具有十足的前瞻性和进步性。而在民政上，西乡隆盛也整合日本传统的府县，并且制订了学制，设立了国立银行的条例，也设置了新的地租改正条例。可以说，西乡隆盛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一名政客，都做的十分出色。而他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他的一系列举动，最终却成为了政府里某些人，抛弃旧日下层武士的工具。
按照西乡隆盛的观念，下级武士作为戊辰战争中的主力，应该被编入新军，而不是被彻底抛弃。毕竟即便招募更多平民，但是缺乏骨干的军队也不能有效的作战，更不能有效地行使作为军队的职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下级武士们却日渐遭到抛弃。再加之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的矛盾日益激化，耿直的西乡隆盛最终在政治交锋里败下阵来，带着不满和失望回到了他在鹿儿岛的家乡。
此时回到鹿儿岛的不仅仅是西乡隆盛，还有众多因为受到牵连而被迫辞职引退的官员、军人和警察。县内无业的青年士族增多，为了约束他们，西乡于1874年6月设立了私学校，并得到了县令大山纲良的协助。私学校设铳队学校，以篠原国干为监督，设炮队学校及幼年学校（章典学校），以村田新八为监督，又在县内各乡设置分校。
其后西乡本人继续在鹿儿岛隐居，过着游猎山林、温泉休养的闲适生活。而私学校党在西乡的影响下，成为县内最大的势力，大山纲良也借其力来实施县政，积极采用私学校人士为官吏、警察。私学校党在县政中渐渐处于主导地位。可以说西乡隆盛此时就是鹿儿岛的一大豪强。
事实上，西乡隆盛本可就此闲散一生，但是突如其来的乱局打乱了他的闲散生活。1876年3月，大久保利通主导下的明治政府颁布废刀令，8月又实施秩禄改革，彻底废除了数百年来旧武士阶级的带刀、俸禄等特权。旧武士阶级大为愤怒。10月24日熊本县士族掀起神风连之乱，27日福冈县士族掀起秋月之乱，28日山口县士族又拥戴前原一诚，掀起萩之乱。11月，西乡在日当山温泉听闻叛乱继起的消息，寄信给桂久武，在信中表示自己也在等待“决起之时”。
而西乡这一举动，某个意义上是对时局的不满所致，而另一方面也有被大久保利通等人逼迫的因素。明治政府派遣中原尚雄等多名密探前往鹿儿岛，查探私学校与西乡隆盛等人的动向，并计划伺机暗杀西乡隆盛以打击萨摩藩士族，同时欲将鹿儿岛陆军火药库内的武器弹药撤到大阪。但此举被激进的私学校学生察觉，1887年1月31日夜里，私校学生袭击鹿儿岛草牟田陆军火药库，不久矶集成馆，上之原等火药库也遭袭击，鹿儿岛内亦有多处遭纵火，骚乱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西乡隆盛不在鹿儿岛上，获悉此事后，虽知不是举兵的时刻，但眼下学生陆续被杀或被捕，为阻止政府行动，西乡隆盛只好乘势以“清君侧”为名，质问政府，举兵起义，西南战争也就此爆发。当然，以鹿儿岛一地对政府军展开战争，这种事情注定不会成功。1887年9月24日，西乡隆盛在城山之战里彻底败北，自尽身亡。
西南战争可以说是是明治维新过程中的阵痛，它检验了日本一系列改革的成果，这其中就包括了，西乡隆盛所设立的征兵制度的优劣。经过长期训练的士兵，最终击败了拥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下级武士。而西乡隆盛本人的死，也代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内乱彻底结束。这既让日本明治政府松了一口气，也对西乡隆盛的死感到惋惜。尽管西乡隆盛因为叛乱而失去官位，但最终在1889年，西乡隆盛的官位得以特赦恢复。
从这一系列来看，西乡隆盛并不是在本意上反对政府，而是不满于如大久保利通等人对旧有下级武士的抛弃。西乡隆盛的耿直让他成为了一个被时代所遗弃的产物，从曾经的明治维新的功勋，到叛乱谋反的叛军领袖。西乡隆盛的一生都成为了日本历史的一部分，见证了日本的变革，也见证了日本的动乱。而他想不到得是，他本人的精神，会成为军国主义者的理论依据。或许这场建立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之上的变革，也标志着日本最后的命运。
